一张意味深长的图:1905年,广西桂林,清政府举行关于立宪改革的集会。左边是穿着满清官服的官员,右边是穿着西式学生装的洋学堂学生。(图片来源:《中国新闻周刊》)
在我们的印象里,那些后来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,大多都有留日的经历,鲁迅、杨度、黄兴、徐锡麟、秋瑾、蒋介石、蒋百里、阎锡山、胡汉民、汪精卫……等等等等。
根据《人民政协报》曾刊登过的一份数据显示(来源见文末,下同):1896年,清政府开始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,一共13人——这是“官派”的。到了1900年,增加到了100多人,1902年为500多人,1903年为1300多人,1904年为2400多人,1905年至1906年,因为数据太大而已经没有精确数字,估计在10000人左右(其中大部分为自费)。
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显示,根据日本各学校调查数字汇总统计:1906年清国的留学生是7283人,1907年是6797人,1908年是5216人,1909年是5266人,1910年是3979人,1911年是3328人。
要知道,这只是日本学校方面的统计,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中国所谓的“留学生”,并没有找到愿意收纳他们的学校,只是在社会上“闲晃”。当然,也存在一个中国留学生会报几个日本学校的情况。
所以,从189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,15年时间里,先后从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只有一个大致个估计数字,大概在3万人左右。
大家都觉得,中日经甲午一战,不共戴天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甲午战争后,中日关系反而进入了奇怪的“蜜月期”。
从清朝角度讲,与自己各方面都比较相近的日本通过“明治维新”迅速崛起,肯定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,而自己战败后对国内也必须要做出一种重新革新的姿态,所以愿意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。
而从日本角度来说,在击败清朝后,他们在东亚地区的唯一对手就只剩下了沙俄,此时最好的策略是拉拢清朝共同对付沙俄。日本接受清朝的赴日留学生,一方面可以笼络中国政府,一方面可以培植亲日势力,还能增加外汇,何乐不为?所以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很重视招收中国留学生。
第二,日本在饮食、文字各方面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,更能让中国留学生适应,在地理位置上也非常近,有急事也可以两地往返。而且,当时去日本是不用签证的——船票在手,说走就走。
根据1905年的《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》记载,学校专为中国人设的“清国留学生部”,每年的学费大约为35日元——大概相当于清朝的17两白银。
如果留学欧美呢?按照清朝给官派的欧美留学生发放的津贴标准,是每年1200两白银,其中学费是每月20两,其他为住宿和差旅。
所以,同样考不上“官派”,但清朝当时的中产之家基本都可以负担子女去日本留学的费用,甚至再差一点的家庭,咬咬牙凑凑钱也能勉强承受,但能将子女送到欧美去留学的家庭,必须是非官即富的。
应该说,绝大多数当时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,都是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去的。甲午一战,对中国人刺激极大,而日本在吸收了西洋文明后立刻实现了富国强兵,这也让广大中国学子抱定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决心。这从他们去日本选修的科目就能看出来——绝大部分学生选的是当时中国最缺的方向:军事、政法、师范……
当然,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学生是抱着“镀金”的心态去的,他们在日本学习也不努力,甚至日语都没学好,反而沾染了不少不良风气,终日旷课闲逛,搞同乡会小圈子,饮酒作乐,甚至嫖妓。
值得一提的是,绝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初到日本时,是抱着一种回国后要改良政治的态度去的。但是到了日本之后,在亲身感受到了近代化的日本各方面与腐朽清朝的对比之后,很多人心态发生了变化——不是要改良,而是要推翻清廷,是要革命了。
邹容也是当时的留日学生。他的代表作《革命军》,只有2万多字,却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。他在书中写道:“巍巍哉!革命也!皇皇哉!革命也!……我中国欲独立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,不可不革命。”
这本书被翻印20多次,有人估计可能印了有100万本,无论在留日学生还是在国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
邹容也是当时的留日学生。他的代表作《革命军》,只有2万多字,却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。他在书中写道:“巍巍哉!革命也!皇皇哉!革命也!……我中国欲独立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,不可不革命。”
这本书被翻印20多次,有人估计可能印了有100万本,无论在留日学生还是在国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
1903年,留日学生群体中的革命倾向已经非常明显,各路线报都回送给了清廷。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非常支持派学生留日,但他也向清廷写了这样的一份奏折:
“伏查,游学日本学生,年少无识惑于邪说,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,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,自应明定章程,分别惩劝,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,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、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…….拟定约束章程十依,已往者当知,续往者有范,上示朝廷瘴疠之公,下以昭学术邪正……”
日本方面还是有自己的动机的。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,为对抗强俄,日本政府和清政府关系在“蜜月期”。而另一方面,那些小部分终日游手好闲的清国留学生,确实败坏了学校的风气,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,日本方面也确实早就想整治一下了。
条例一出,当时在日本的中文报纸《新民丛报》立刻刊文批评,指出这四条的问题以及整个条例的大问题:
此外,《新民丛报》还透露,这个条例本来是叫《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》,把清国和日本的附庸国并列在一起(当时韩国已沦为日本附庸),究竟是什么居心?
最最激起留学生怒火的是规则中的“取缔”二字: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接受我国的留学生,只有你日本首开“取缔”先河,这是赤裸裸地藐视我们的国权!
所以,规则一出台,所有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顿时沸腾起来,纷纷扔下课本冲上街头,开始进行声势浩大的罢课和抗议。
日本方面颁布的这份规定,原来其实名字叫《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》,但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规定的时候,简化了新闻标题,改成了《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》。
但问题是,在日文中“取缔”有“监管”、“监督”的意思,就像日本公司里的“取缔役”,其实就是“董事长”的意思。而很多清国留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,根本没机会看到原文,所以导致“取缔”口口相传(不排除个别清国留学生也没学好日文)。
实事求是地说,日本颁布的这个规定,确实有盛气凌人,欺负清朝留学生的成分,但如果要上升到无限高度,却也有一些勉强。远在越南的孙中山当时就发回电报,希望留日学生不要意气用事,要留在日本完成学业,以防回国后被清朝“一网打尽”。而梁启超也客观地评价过这次事件,称一部分人“决非徒在此规则问题”,俱是“蓄愤甚久,而借此一泄”。
何为“蓄愤甚久?”因为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中国留学生,一方面震撼于原本落后的日本突飞猛进,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痛心。另一方面,每个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,都对当时日本欺凌朝鲜看在眼里,唇亡齿寒,对长期遭受日本的霸权都有一种痛恨的心情。而在留学的生活和学习中,他们也确实受到过不少日本老师、房东、警察乃至车夫的冷嘲热讽和刁难,长久积累的怨气通过这次导火索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。
当然,也有一部分纨绔子弟,生怕规则变严后影响自己的留学考勤,也加入了队伍。甚至还有一部分留学生纯粹是希望能够结识几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,所以也开始罢课。
一方,是以汪精卫、胡汉民为代表。他们遵从孙中山的意见,组成了一个“维持会”,希望留学生能够不要回国,完成学业再说。
按照长期以来的说法,陈天华的投海,就是为了抗议日本颁布《清国留学生取缔条例》。而陈天华在那天的自杀,确实再一次把留学生的抗议活动推向了最高潮。
很多为了陈天华自杀而愤慨上街的清国留学生,其实并没有仔细看甚至根本没看到过陈天华留下的遗书《绝命辞》:
“出于文部省,专言我国学务;且细观条文,重在办学方面,与前报(注:之前《新民丛报》宣传的)迥乎不同”。
陈天华所恨的,是中国留学生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愚昧、冲动和不团结,而且给了日本人进一步责难的把柄。果然,日本媒体就开始称中国留学生“乌合之众”,“放纵卑劣”。
但无论如何,陈天华的死还是刺激了激进的留学生团体。“联合会”的学生开始组队带刀上街,声称要砍死不愿回国的中国留学生,也确实发生了殴打乃至捅刺事件。
按永田圭介在《秋瑾——竞雄女侠传》中的说法,在12月9日的陈天华追悼会上,盛怒的秋瑾拔出刀,宣判鲁迅等不愿回国的留学生“死刑”,并大喝:“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,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。”后来就被传为著名的“秋瑾刀斩鲁迅”。
但又据秋瑾的学生徐双韵后来回忆,当时秋瑾把刀拔出来插在讲台上,说的是:“如有人回到祖国,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,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!”并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人。
不过,秋瑾在退学回国后,还是写信给留在日本的同学,称爱国的方式虽然不同,但大家的精神其实还是相同的。
按永田圭介在《秋瑾——竞雄女侠传》中的说法,在12月9日的陈天华追悼会上,盛怒的秋瑾拔出刀,宣判鲁迅等不愿回国的留学生“死刑”,并大喝:“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,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。”后来就被传为著名的“秋瑾刀斩鲁迅”。
但又据秋瑾的学生徐双韵后来回忆,当时秋瑾把刀拔出来插在讲台上,说的是:“如有人回到祖国,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,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!”并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人。
不过,秋瑾在退学回国后,还是写信给留在日本的同学,称爱国的方式虽然不同,但大家的精神其实还是相同的。
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,从1905年12月13日开始,开始有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中断学业,回到国内。
清朝原本希望日本规范自己留学生的行为,压制革命浪潮,但这数千名义愤填膺的留学生回国后,一下子分散到各省各地,开始酝酿各种暴力革命活动,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。
日本原本希望管制留学生讨好清政府,结果却进一步激怒了这批留学生。当初希望能培植“亲日势力”的愿望被证明是一厢情愿。十几年来日本收容的中国留学生,绝大部分都依旧痛恨日本,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坚定地站到了抵抗的最前线。
这300多人来到传说中的中土大唐,虔诚地学习文学、音乐、医学、茶道、工匠等各方面先进的知识,再把这些知识带回自己的祖国,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祖国快速富强。
在那一批批留日的清国学生中,至少有一半是带着心中跃动的火焰去的,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。而也有一半,心中只有浑浊的海浪,摇摇晃晃,昏昏度日。
而那批带着火焰的留学生,其实还面临着另一片汪洋:他们一开始也大都是希望学成后能回去建设祖国的。但眼界一开,格局一大,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——1200多年前,日本虽然落后,但离先进的大唐,也不过是隔着一个东海;而1200多年后,清朝和世界强国之间,已经隔着一望无际、无法逾越的大洋。
在那种绝望和痛苦的挣扎中,有的火焰选择献祭给了大海,而更多的火焰因此而坚强,闪耀出更倔强的光芒。
清末的日本留,确实不是一次简单的留学行为,包括发生“取缔事件”,也是因为里面夹杂着万千中国学子太多的憧憬,彷徨,迷茫,绝望,愤怒,悲伤。
1、《清末留日学生“取缔规则”事件再解读》(李喜所 李来容,《近代史研究》 2009年第6期,2010年5月10日)
8、《秋瑾是怎么“刀斩鲁迅”的》(李思达,腾讯“大家”,2016年7月4日)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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